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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林业研究  2010, Vol. 23 Issue (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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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沈文星, 戴明辉. 森林产品贸易与可持续发展:一个生态文明观的研究综述[J]. 世界林业研究, 2010, 23(6): 1-7.
Shen Wenxing, Dai Minghui. Forest Products Trad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Review from the View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J]. World Forestry Research, 2010, 23(6): 1-7.

作者简介

沈文星(1961-), 女, 上海市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林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林产品贸易, E-mail:swx@njfu.edu.cn

文章历史

收稿日期:2010-11-12
森林产品贸易与可持续发展:一个生态文明观的研究综述
沈文星1,2 , 戴明辉1,2     
1. 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 210037;
2. 国家林业局林产品经济贸易研究中心, 南京 210037
摘要:为了厘清森林产品贸易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从森林产品贸易与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关系、森林产品贸易与生态安全的关系以及森林碳汇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关系3个方面对国内外有关文献进行梳理, 最后就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情况提出研究思路。
关键词森林产品贸易    可持续发展    生态文明    
Forest Products Trad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Review from the View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hen Wenxing1,2, Dai Minghui1,2     
1. Nanjing Fore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for Economics and Trade in Forest Products,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Nanjing 210037, China
Abstract: To clarify the role of forest products trade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paper reviewed related literatures in terms of three aspects, i.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st products trade and 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st products trade and eco-securit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st products trade and climate change.Finally, the paper came up with ideas for further study on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
Key words: forest products trad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人类文明的进步离不开森林、林业的发展。从原始文明的采集渔猎、图腾崇拜和农业文明的刀耕火种、毁林开荒, 到工业文明的资源掠夺、能源危机, 人们的生产生活无不与森林和林业的发展息息相关[1]。可以说, 森林孕育了人类, 也孕育了人类文明, 森林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标志[2]。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和一种交换活动, 森林产品贸易本身也是社会有机体的脊梁, 一直以来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3]。史前民族或聚落之间关于森林产品与畜产品的所谓"共生贸易"就是人类文明传承与发展的见证, 它既体现了森林环境对人类生活的影响, 同时也体现了不同聚落或民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4]。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出现, 森林产品(特别是木材产品)也在真正意义上参与了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 并成为推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 然而, 工业文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 森林资源锐减、环境污染严重、气候变化异常、生态平衡失调, 这些都是人类生产与交换活动违背自然规律的结果, 同时也是人与人之间不同关系所决定的生产目的、生产目的所决定的生产模式、生产模式所决定的生产技术和贸易发展等模式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改变[5]。《寂静的春天》一书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工业繁荣背后所掩盖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冲突。该书的出版, 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入到生态文明阶段[6]。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高级形态, 是在人们对传统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它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 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据, 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共生共存。那么, 在生态文明背景下, 森林产品贸易又扮演何种角色?本文通过对有关文献的梳理, 探讨以下问题:一是森林产品贸易与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关系; 二是森林产品贸易与生态安全的关系; 三是森林碳汇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1 森林产品贸易与森林可持续经营

作为与森林永续利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 森林可持续经营是一种既满足当代人需要, 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森林经营模式[7-8]。森林可持续经营的观点可追溯到18世纪初期。当时, 德国萨克森地区一位叫冯•卡洛维兹的林业与矿业官员在他的《林业经济学》一书中号召人类要"顺自然而动而不违背自然, ……, 应当引导林木的保护和培育以提供连续的、稳定的和可持续的林木利用"。卡洛维兹的这种观点后来也被认为是"可持续性"概念的最早渊源[9]。森林产品的国际交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际社会再生产对于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的多样化需求, 但国际市场的巨大诱惑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也使“可持续的林木利用”更加难以控制。虽然这一观点目前并不能得到充分的证明, 但已有研究表明, 多边贸易一体化带来的入侵物种的损害比单边贸易要更加严重[10]。在开放经济条件下, 对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处理、对“可持续性”目标的实现,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全球层面的协调。

在森林产品贸易与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关系问题上, 较早的起点应该是对热带毁林问题的探讨。20世纪80年代以前, 全球每年约有750万hm2的热带林被毁, 到80年代末, 这一数字发展到1 540万hm2[11]。为弄清热带林迅速消失的原因, 有的学者对包括贸易在内的许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 当时的国际贸易其实并不是热带毁林率上升的直接原因, 人口压力、政策误导、债务问题、贫困等才是毁林的真凶[12-13]。国际社会为了打击非法毁林和保护森林在全球生态环境中的重要作用, 80年代中期先后创立了"热带林业行动计划"和国际热带木材组织, 1992年又在联合国环发大会上通过了《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 并借助联合国随后成立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政府间森林问题工作组、政府间森林问题论坛等机制对各国森林经营现状进行干预[14]。1993年, 由25个国家的环保、木材、社团等成员组成的森林管理委员会(FSC)也在墨西哥瓦哈卡成立, 以促进世界范围内对环境适宜、对社会有益和经济可行的森林经营。其时, 国际贸易已经成为各国满足其相互需求最重要的手段和机制[15], 森林产品以及森林生态问题也在国际贸易背景下跨越国界而具有了"全球"色彩, 森林可持续经营目标的实现必然要求各国通过制度、法律、技术等方面的合作来对森林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及其国际交换过程加以约束或矫正, 这在各国或地区的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在森林产品进出口贸易方面征收或减免关税, 在森林产品生产、供应和流通过程中加强森林认证的国际推广, 在森林产品的国际消费方面加强"绿色消费"观念的倡导等。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涉及正反两种逻辑:一是森林产品贸易或有关森林产品贸易的制度安排对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影响; 二是森林可持续经营机制对森林产品贸易的影响。

1.1 森林产品贸易对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影响

Brook[16]运用全球森林产品模型(GFPM)以及CGTM模型分析了亚太经合组织关于森林产品关税自由化提议(ATL)的环境效应, 认为ATL对木材采伐的影响因国家和区域而不同, 如北欧、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南美的智利、亚洲的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国的木材生产和出口会增加, 美国的木材出口会减少但木材加工品出口增加。因此, ATL尽管会改变一些国家对木材的采伐, 但对全球的净效应较小。这实际从某种意义上也支持了森林产品贸易自由化政策对森林可持续经营影响甚微的观点。Shimamoto等[17]以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尼和泰国3个国家为样本分析了自由贸易与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关系, 认为"在政府有足够的能力管理好森林的前提下, 自由贸易将有利于森林可持续经营"的逻辑是缺乏说服力的。对于像菲律宾和泰国这些原始森林已经大面积减少的木材进口国来说, 提高进口关税, 进行贸易保护才有利于森林可持续经营, 而印尼由于仍保留有大片的原始次生林, 且林产品具有出口竞争优势, 国际市场的需求才是损害其森林可持续性的重要原因。为了保持森林的可持续经营, 仍需进行贸易保护, 但主要是提高出口关税。

值得一提的是, 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中国近些年来已经发展成为世界林产品生产、加工、消费和进出口大国[18], 因而这方面矛头指向中国的研究不在少数。Sun[19]从产品部门和进口港2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林产品的进口趋势, 认为中国由于越来越多地自己对林产品进行生产与加工, 使得原木、木材、纸浆等产品从沿海及邻近俄罗斯的部分内陆港进口迅速增长, 对一些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组织在阻止非法木材贸易和建立有效森林管理机构方面的努力构成挑战。Katsighs[20]和Bun[21]等通过研究指出, 中国有超过70%的木材进口来自亚太地区和国家; 除俄罗斯以外, 中国亚太地区主要供应国的天然林资源将在20年内耗竭。Dieter[22]的最新研究也表明, 国际贸易增加了全球各国非法木材的国内供给并导致世界森林资源减少, 而在对非法木材的进口和消费上, 中国居于领先地位……当然, 国内学者如田明华、赵晓妮[23]则对国际上认为中国大量进口木材而"威胁世界森林"的指责进行了反驳等。

1.2 森林可持续经营机制对森林产品贸易的影响

森林认证是目前国际林业发展过程中所拓展出来的一种重要的可持续经营机制。Haener和Luckert[24]研究了该种机制的经济效应和福利含义, 认为森林认证使成本上升, 森林产品贸易模式也会受到影响:一些国家可能发现向环境不太敏感的市场出口比较有利, 因而不愿对他们的木材进行认证以招致额外的负担。但对于认证成本相对较低国家的生产商来说, 这无疑留给了他们向环境敏感型国家出口与开拓新市场的机会。Sikod[25]也认为, 如果进口木材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认证要求, 将使试图进入这个国家的出口商成本负担增加, 因而有些国家可能会转而专攻某几个市场。Can[26]用(GTAP模型评估了森林认证对林产品的产出、价格与贸易的影响, 其结论是:1)森林认证对于贸易与价格的影响要大于对产出的影响; 2)就全球总体而言, 森林认证并不会显著地引起木质林产品与非木质林产品之间的相互替代; 3)区域性森林认证不利于控制热带毁林, 但全球性认证体系及其对林地用途转换进行严格限制的要求能有效保护世界森林特别是热带林。戴明辉和沈文星[27]在研究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流量时, 把森林认证作为制度变量引入引力模型, 发现森林认证对于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而言整体上已经不再是壁垒, 相反有微弱的促进作用, 系数为0.041 201。另外, 我国学者钱军、刘燕[29]、戴明辉[30]等也从理论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2 森林产品贸易与生态安全

生态安全是对包括人在内的生物与环境关系稳定程度和生态系统可持续支撑能力的测度, 它要求在生态复合系统中, 不存在对人类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构成威胁的环境问题, 整个系统处于和谐有序、没有危险的稳定状态[31]。尽管这有点"人类中心主义"色彩, 但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 确实需要我们转变伦理观和价值观, 从生态文明观与生态道德观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生态文明观认为, 在整个生态系统中, 不仅人是主体, 自然也是主体, 不仅人有价值, 自然也有价值, 不仅人有主动性, 自然也有主动性, 不仅人依靠自然, 所有生命都依靠自然。因此, 要巩固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 并推动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就必须给予生命和自然界以充分的尊重, 否则会威胁到包括人在内的整个自然的结构、功能和演化, 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森林是人类的家园, 森林产品国际贸易的实质是人们对"家园"的功能、结构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调整。这种调整如果服从人性与生态性的全面统一, 那么森林产品贸易是"生态安全"的, 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 如果这种调整是盲目的、随意的和破坏性的, 则会给包括人在内的整个生态环境构成严重的安全隐患, 不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目前对于森林产品贸易与生态安全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2个方面:一是动物产品贸易与疾病传播; 二是动植物产品贸易与生物多样性、生物入侵。

2.1 动物产品合法贸易、非法贸易及其疾病传播

动植物产品贸易的蓬勃发展主要是由于食用、穿戴、装饰、宠物、药用等需求而引起的[32]。1990- 1994年间,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清单中的野生动物合法贸易就涉及到180万只鹦鹉, 14万只猴子、猩猩和其他灵长类动物, 22.8万只巨蜥。另据国际刑警组织估计, 全球每年非法野生动物贸易涉案金额高达6.2亿美元, 野生动物贸易俨然已经成为世界上最赚钱的谋杀活动。Milner-Gulland和Bennett[33]、Peres[34]、Daszak等[35]认为, 丛林肉(Bushmeat)贸易对生物多样性有重要影响, 不仅影响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而且将人类置于流行性传染病爆发的危险之中。Peari[36]认为, 对外来动物的购买和消费不仅会对本地种群和个体动物造成潜在的毁灭性打击, 而且也将使人类和国内动物面临疾病风险。Marano等[37]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动物贸易的原因及其对传染病生态的影响, 认为除了展出、教育、科研、食品、迁徙等原因以外, 旺盛的商业宠物需求也使得动物贸易不断增加, 特别是绝大多数动物在入境前后并未进行人畜共患疾病的排查, 使人类健康面临挑战。文中批评了中国灭狗以控制狂犬病和泰国灭鹳以控制禽流感的不当做法。她呼吁有关政府、医药卫生部门、野生动物协会和私人企业等联合起来, 减少对外来动物的需求与供给, 减轻动物跨境转移给全球传染病生态造成的影响。Rosen和Smith[38]对国际非法野生物动物贸易的数据进行了总结。他们将1996年7月到2008年12月间野生动植物贸易监管组织编制的扣押记录整理成册, 发现被扣押的野生动物来自101个不同的国家, 尤其是南亚和东南亚, 扣押物种有76%属于CITEs附录1和附录2清单。参与贸易的物种类群分布中, 哺乳动物及其衍生物品占总贸易量的51%(主要是虎豹皮毛和象牙等), 鲜活贸易品的69%都是爬行类动物(主要是海龟和龟类)。研究还发现, 走私者以各种方式隐藏其非法品, 包括使用假的或无效的CITEs许可证, 将清单中的濒危物种藏在看起来相似但实际上不属于濒危物种清单的动物中鱼目混珠, 对野外抓捕的动物以人工繁育的名义报关, 将走私品藏于掏空的书籍、电脑硬件、假肢、精心设计的马甲或内裤口袋中, 使运输途中的活动物生存状况非常恶劣并大量死亡。他们认为, 这种非法贸易及其藏匿和运输行为本身也使全球处于突发传染性疾病的危险之中。因为国际野生物贸易组织(TRAFFIC)公布的许多案例表明, 病原的多样性与缉获的非法运输有关。他们建议在地方层面要加强对消费者关于非法贸易的教育和减少需求, 在地区和国家层面寻求各国的执法合作以减弱贸易的驱动因素, 在过境口岸加强对官员的深度训练, 使他们加强特种犬在野生动物走私方面的捕获能力, 在国际层面要加强政府间合作和信息共享, 当然另外还有DNA法医鉴定技术的应用等。

McCusker[39]以及Dinerstein等[40]认为, 全球偏远地区的偷猎行为、基础设施不完善、官员腐败、跨国犯罪网络、野生动物法执法人员的短缺可能也是如数众多的非法贸易得以侥幸成功的部分原因。Swift等[41]认为, 野生动物贸易对公共健康构成严重威胁。他们考虑了猎杀物种多样性的增加对诸如SARS等全球性流行病发生概率的影响。通过数学概率模型, 他们证明了在人们暴露于因野生动物贸易而大量增加的新型病原且易感人数众多的情况下, 病原体在人口中启动疫情的概率是大幅增加的研究还认为, 传统猎人或职业性暴露于动物的人群(如屠夫、厨师等)会最先接触到这些病原体或相近病原体并产生抗体, 不会成为传染病暴发的主要原因。随着野生动物贸易的数量和多样性增加, 城市居住人口接触被感染动物的概率增加, 因而病毒从被感染动物传至城市易感人口的风险也增加。一旦这种传播发生, 城市流行病暴发的概率远大于农村, 因为城市人口集中且免疫水平较低。

2.2 动植物产品贸易与生物多样性、生物入侵

在国际贸易与生物多样性问题上, 英国约克大学的Barbie[42]指出, 全球生物多样性损失的国际市场失灵问题可以通过一定的机制来加以缓解, 比如说进行贸易干预、或者是创造一些全新的国际市场和机构, 来帮助(提供生物多样性全球价值的)母国(通常是落后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行为所产生的全球环境效益实现其价值补偿等。他同时也认为, 在理论上, 母国与(接受生物多样性全球价值的)东道国(通常是工业发达国家)是可能达成一种所谓"贸易利益换取自然利益"的互惠贸易协议的, 即母国以更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行为来换取对东道国出口市场的更多准人。但是, 当母国生物多样性的威胁主要来自栖息地保护时, 这种互惠贸易机制就很难达成。而且即使是威胁来自于过度开发, 东道国也有足够的动机去对母国进行单边贸易干预, 以实现更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

Cowie[43]研究了太平洋岛屿上无脊椎动物的入侵及其对本土特有物种的取代情况, 认为太平洋蜗牛种群的急剧下降与园艺贸易有关, 同外来种的竞争和捕食关系是本地原生类群损失的重要原因。Lobos和Jaksic[44]研究智利的有关非洲爪蟾的现有数据发现, 入侵覆盖智利的4个地区, 且主要集中在池塘、水坝和灌溉沟渠等人工水体而不是自然泻湖和河流之中。目前在智利的低纬度地区和高纬度地区均有非洲爪蟾分布, 它们通过灌溉渠道或路地迁移, 在智利的农业中心区独立传播, 并正与本地种形成竞食、捕食等关系。他建议出于谨慎考虑, 禁止智利对非洲爪蟾的宠物贸易。Rixon等[45]对市场上售卖的活鱼、软体动物、宠物和水族馆的水生植物的耐热性、人侵史、繁殖体负载等信息进行了观察, 以评估远洋轮船排出的压舱水和水族馆或食品微生物对劳伦湖带来的外来种入侵风险。结论认为, 水族馆业和活鱼市场的一些观赏鱼、水生植物和亚洲鲤鱼等是劳伦湖面临外来种入侵的潜在资源, 且目前并无有效的规范机制来控制这种风险。Bertolino和Genovesi[46]研究了由于耕种或国际放生以取皮毛而进口到欧洲的海狸鼠、美国水貂、加拿大河狸等人侵状况, 认为其通过消除当地优势种、破坏已经建立的种群对未来引种的保护形成挑战。Kinzig和Perrings[47]指出, 沿着已有的贸易通道或新市场的开放, 国际贸易量的增加导致了进口国物种重复引入的频率加剧。除此以外, 我国学者莫莎、赵宇翔、俞红、张从等也对贸易与生态安全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

3 森林碳汇贸易与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问题自《寂静的春天》一书唤醒人们的生态环境意识后倍受世人关注[48]。一般认为, 气候变化除了是一种自然内部进程以外(IPCC), 很大程度是由于人类大量燃烧化石燃料以及毁林等人为因素造成的[49-50]。Thomas[51]研究认为, 在工业革命以前, 气候由太阳辐射和火山爆发等自然因子所控制; 但工业革命以后, 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是主要原因。由此可见, 气候变化不仅与人类行为有关, 与人类文明进程也有着密切关系。为了防止这种关系的恶化, 国际社会于1992年在联合国总部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 提出"要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水平上"的最终目标[52]。1997年12月, UNFCCC第3次缔约方会议通过的《京都议定书》作为定量减排的法律性框架, 要求附件1国家减少对6种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排放, 并规定了减排限额和实现减排目标的3种机制, 从而使森林碳汇贸易成为可能。森林碳汇实际上是森林所提供的一种生态服务产品, 对于这种产品的交易, 许多国家内部的特定区域和流域其实早有探索[53-54], 但真正意义上国与国之间的森林碳汇交易还是在《京都议定书》3种减排机制的安排下创造出来的。其中的联合履约(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规定了基于"项目"合作的交易方式[55], 使得经济而高效的林业碳汇项目能借助这个平台, 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获取可持续发展资金的同时又协助发达国家完成减排义务, 从而获得迅速发展; 而排放贸易(ET)则规定了附件1国家之间基于"配额"的交易方式, 这虽然与林业碳汇项目并没有太多的直接联系, 但从其动机来看也是与维护森林碳汇功能直接或间接相关的。

目前在对整个广义的森林碳汇贸易与气候关系问题上, 国内外学者主要是从案例层面或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对森林碳汇贸易机制的效果进行研究。冯相昭[56]开发了用于评价中国CDM项目对可持续发展影响的方法学(MATA-CDM-CHINA)。他基于多属性效用理论构建了包括目标层、系统玛、变量层、要素层等4个层次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4系, 就已注册的CDM项目邯钢燃气一蒸气联合循环发电(CCPP)项目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 该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影响度为0.442 9, 即该项目促进了可持续发展。王灿[57]用一个全球碳排放贸易局部均衡模型(TRCW)研究了CDM的市场潜力和结构, 并讨论了CDM对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贡献。计算结果显示, 如果只有JI和ET而没有CDM, 附件1国家的总履约成本将比目前高出67%, 中国的CDM市场使附件1国家在第一承诺期的履约成本降低23%。

在对专门的林业碳汇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关系问题上, 有的是对这种项目本身的风险进行分析, 有的是就单个案例对气候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展开讨论。Calik[58]探讨了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林业碳补偿项目中隐藏的风险。他指出, 对温室气体减排方案来说, 林业碳补偿项目能提供低成本的减排机会, 但在制定气候政策时, 林业碳补偿项目却存在逆转的风险, 即由于风暴、火灾、病虫害、土地使用方式或其他原因, 使得这些碳被有意或无意地释放回大气中。他考察了可能影响这种逆转风险的3个因素:自然干扰(如风暴、火灾、病虫害)、气候变化和土地所有者行为, 认为就单个项目来看, 可以使用诸如控制森林结构、林龄、林分等森林管理战略来影响碳吸收和逆转风险。由于一些管理战略具有使风险最大化的潜在可能性或者是以其他方面的代价来最大化碳目标, 政策制定者必须确保林业补偿方案不是仅仅提供激励来最大化碳储存。Jindal[59]非洲14个国家的23个林业碳汇项目进行了综合研究, 认为项目尽管能增加当地收入, 改善自然资源, 但草地转变为林地可能会损害当地的生态系统。Lasco等[60]研究了菲律宾马加特流域上游开展林业碳汇项目的潜力, 考虑了该项目3个主要的发展方面:森林保护、林木种植、农场农林业, 认为30年后, 流域可获得1 950万t的净碳收益, 但投入成本为3 450万美元。他也考虑了基准线的设定与项目漏出情景2种情形, 认为大多数碳漏出发生在项目投人的前10年, 在通过历史的情景中, 漏出的碳损失将达370万t; 在通过增强的情景中, 漏出的碳损失将达810万t。Chakraborty[61]分析了印度哈里亚纳邦的小额林业碳汇项目, 该项目年限为20年, 预计能吸收234 584 t二氧化碳, 平均每年吸收11 729 t二氧化碳, 预计在项目执行期内的总碳储量为385 253.1t, 交易的基准线为7 920.6 t。他分析了该项目开发活动中的问题、挑战及其经验教训, 并相信该项目可以帮助印度的干旱地区减轻贫困、恢复退化土地, 最终为缓解气候变化做出贡献。

4 结语

本文从生态文明的视角梳理了森林产品贸易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有关文献主要涉及森林产品贸易与森林可持续经营、森林产品贸易与生态安全、森林碳汇贸易与气候变化等3个方面。而生态文明是一个系统工程, 其中包括生态文化、生态产业、生态消费、生态环境、生态资源、生态科技与生态制度等要素和子系统(沈满洪, 2010)。对于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的森林产品贸易研究, 除了应注意森林产品贸易这个子系统本身的自我调节能力以外, 还应注重该系统与其他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系统整体的协同作用。目前的研究多数仍停留在对于子系统本身的考察, 对于该子系统与外界的信息、能量交换等内容的研究较为匮乏, 如森林产品贸易与生态文化的国际交融、森林产品贸易与生态科技的国际溢出、森林产品贸易与生态产业的梯度转移等。党的十七大已经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我国的国家意志和国家发展战略, 这就对我国的森林产品贸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怎样才能保证森林产品贸易与森林可持续经营和生态文明在国家与全球层面的实现?是否存在一条科学的路径来使森林产品的正常贸易与非法贸易自动满足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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