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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林业研究  2010, Vol. 23 Issue (6): 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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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许姝明, 王立群. 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森林资源变化问题研究评述[J]. 世界林业研究, 2010, 23(6): 13-17.
Xu Shuming, Wang Liqun. Research Review of Forest Resources Change Based on EKC[J]. World Forestry Research, 2010, 23(6): 13-17.

通信作者

王立群, 教授, 研究方向:资源环境与发展

作者简介

许姝明,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资源环境与发展, E-mail:xushumingl01@163.com

文章历史

收稿日期:2010-06-24
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森林资源变化问题研究评述
许姝明 , 王立群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00083
摘要:自上世纪90年代初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提出以来, 涌现出大量关于环境质量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研究。文中基于环境库茨涅兹曲线的视角, 总结了国内外近年来有关森林资源变化问题的研究进展, 认为森林资源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仍未形成统-的定论, 在变量的选取、数据及模型的运用方面还存在进-步改进的空间。
关键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森林资源变化    
Research Review of Forest Resources Change Based on EKC
Xu Shuming, Wang Liqu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proposal of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in early 1990s, a large number of research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ave emerged.Based on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main research progress in deforestation problem at home and abro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model and variable indicator.It was concluded that currently the research of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does yet not reach a unified conclusion, and there is still much room for improvement of variable sel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data and model.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forest resources change    

20世纪90年代, 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 即大多数环境污染物质的变动趋势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森林资源在改善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减缓气候变化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面对全球森林资源不断减少的趋势, 同时作为衡量环境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 森林资源变化及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受到了高度关注, 不少国内外学者开始论证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 并且利用环境库兹浬茨曲线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森林资源的变化进行了实证分析。该问题的研究对于探讨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规律, 在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正确处理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 更好地理解森林资源变化的根源, 把握森林资源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点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丰富资源环境与发展理论研究也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本文将基于环境库茨涅兹曲线的视角, 对近年来森林资源变化问题研究进行总结, 以期得出对未来相关问题研究的借鉴意义。

1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提出

1954年, Simon Kuznets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演讲。他认为在社会发展初级阶段, 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 收入不平等也会增加; 经济增长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收入的不平等性会到达一个拐点, 经过这个拐点, 收入不平等性就会随之下降。经过实证检验, 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性的关系表现出一个倒U形曲线, 这便是库兹涅茨曲线[1]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概念形成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r(1991)发表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环境影响"研究成果中, 首次实证分析了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 认为污染在低收入水平上会随人均GDP增加而上升, 在高收入水平上随GDP增长而下降[2]。1992年Shafik依据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探讨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联系, 扩大了环境质量与收入之间关系研究的影响[3]。随后, Panayotou(1993)利用Simon Kuznets提出的人均收入与收人不平等之间的倒U型关系曲线, 正式将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4]。EKC论题揭示出环境质量与收入之间也呈倒U型关系, 并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达到研究高潮。

2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

EKC模型涉及到环境变化和影响环境变化的因素两方面的变量。模型中一般采用人均GDP或GNP衡量经济发展水平, 作为解释变量; 利用大气污染指标、水污染指标、固体废物污染指标、噪声污染指标等反映环境质量变化, 作为被解释变量。分析工具为单方程计量模型, 考查范围为某些国家或地区, 环境质量的EKC基本模型为:

(1)

随着研究的深入, 部分学者认为仅利用人均GDP或GNP不能完全反映经济发展因素对环境变化的影响, 需加入其他因素以深入探索EKC曲线变化的特点及环境变化的原因, 称之为EKC扩展模型。扩展模型是基于EKC基本模型建立起来的, 其形式如下:

(2)

其中, Eit代表第i个国家(地区)在第t年所受到的环境压力, 用环境质量指标、污染物排放强度等表示; Xit代表第i个国家(地区)在第t年的经济产出, 常用人均GDP或人均GNP表示; αit则为特定的截面效应, 是与国家和地区特征相关的参数; β为待估参数; Zit代表影响环境质量变化的其他控制变量。

根据(1)式中参数β的回归结果可以判断环境与收人会呈现出线性关系、U型曲线关系或N型曲线关系[5]

3 基于环境库茨涅兹曲线的森林资源变化问题研究 3.1 国外研究现状

由于环境质量不仅包括环境污染, 还包括生态破坏(如毁林等), 因此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提出后, 国外一些学者也开始对森林资源变化是否存在EKC曲线进行经验验证。由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布的相关数据较全面、覆盖范围广、跨越期长, 所以多数研究主要利用取自于FAO的多个国家的截面数据资料进行相关分析。

在研究方法方面, 早期研究者如Allen和Barnes (1985)[6]、Kahn和McDonald(1994)[7]、Palo (1994)[8]、Rudel(1994)[9]和Tole(1998)[10]等多运用横截面的线性回归模型来衡量收人和森林砍伐之间的关系。尽管这种模型对于多个国家的数据分析能够起到简化作用, 但它们是建立在所有国家的收入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都一样的假设前提下, 而实际上这种假设很难成立, 并会对模型结果产生一定影响。

近年来, 众多文献采用的是基于面板数据的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 如Gary Koop和Lise Tole (1999)[11]、Mather(1999)[12]、Madhusudan Bhattard和Michael Hammig(2002)等的研究, 不仅克服了简单模型的缺陷, 还可同时得到每个国家或地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此外, 在近年来出现的利用森林资源变化指标对EKC假设进行验证的文献中, 除采用基本模型和扩展模型外, 一些文献还运用EKC基本模型的形式探索了森林资源同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 形成了EKC替代模型。这里的T是除人均GDP或GNP以外的其他因素。

(3)

Steffen Kallbekken(2000)[l3]Kren Ehrhardt- Martinez等(2002)[14]分别运用发展指数、城市人口密度指标替代人均GDP并与森林资源砍伐率进行验证, 结果显示出EKC曲线的倒U形特征比运用人均GDP指标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更加显著。

根据相关文献, 基于EKC曲线的森林资源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

1) 制度和政策。Rock (1996)、Madhusudan Bhattaral和Michael Hammig(2001)、Yufu Zhang等(2006)、Richard J.Cnlas(2007)等从政策的角度解释了森林砍伐率的变化, 认为有效的政策手段能够减缓森林破坏程度, 改变EKC曲线的形状, 使拐点下移。Rock(1996)指出加强发展小规模农业的政策可以减缓人口压力对于森林砍伐的影响, 但影响结果的大小取决于土地所有权的分布情况和农村中农业用地的大小[15]。Bhattarai和Hammig(2001)的分析显示, 通过增进公民民主权益, 进一步完善政府职能, 建立更加完善的法律法规, 将减少对环境资源破坏的压力, 更好地保护森林资源[16]。YufuZhang等(2006)以中国为例进行了研究, 认为严格的森林保护政策对于中国各省进入U形曲线的后期阶段非常重要, 在全社会参与下, 强制性的种植制度有利于森林资源的发展[17]。Richard J.Culas(2007)认为, 改善政府职能出台更好的环保政策及赋予公民保护森林财产的权利均能起到减缓资源压力、保护林地的作用, 并且这是比限制经济增长或控制人口数量更加有效的方法[18]

2) 技术进步。衡量技术变革对于森林资源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确定一个在各国之间具有可比性的衡量技术进步的指标是目前实证分析的主要瓶颈。在以往的研究中, 许多文献应用时间趋势变量作为衡量技术变革的指标。Madhusudan Bhattaral和Michael Hammig(2001)[19]认为, 这种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缺陷, 因此, 在他们的模型中采用了年平均谷物产量作为衡量农业技术进步的指标。在其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森林砍伐率的研究中, 技术进步仅对非洲国家减缓森林开采有积极影响并且统计结果显著, 而对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减缓森林开采程度有消极影响且统计结果不显著。因此, 研究结果并未得到农业技术进步是否会减少对土地的压力或减缓森林转换过程的结论。Van Lantz(2002)[20]以加拿大5个省份的森林皆伐情况为研究对象, 模拟出森林森林资源清查数据, 分析人口、经济、单位面积林产品皆伐与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 并引入技术变量。在其研究结果中, 不存在EKC曲线的倒U性特征, 但人均GDP/技术变革变量与森林皆伐面积呈现出U形特征。随着技术进步, 加拿大会更倾向于采取皆伐措施。

3) 人口变化。人口过快增长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压力,通常被认为是热带国家过度砍伐森林的关键因素。因此, 人口增长和农村的人口密度作为2个与人口相关的变量被广泛应用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研究中, 并得到了不同结果。Cropper和Griffiths (1994)[21]在他们的模型中引人了人口变量, 并得出人口变化和森林砍伐之间的线性关系。他们认为人口不断增加将导致房地产开发、燃料消耗和农业发展对资源的更多需求, 从而增加森林的砍伐和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 Kahn和McDonald (1994)、Tiffen等(1994)[22]和Patel等(1995)[23]得出人口数量和森林砍伐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理由是人口增长是导致土地稀缺的原因, 使人们通过增加林产品数量来提高投资回报率。

4) 地理环境。地理环境能够对一个地区的森林资源发展起到重要作用。Seng Wang等(2007)[24]认为, 深入研究森林资源的发展状况不仅需要加入经济因素, 更应该加入非经济因素, 如地理环境因素。因此, 在Sen Wang等的研究中, 解释变量除人均GDP外, 模型还引入了每年的降水总量、森林面积在管辖山区和丘陵区的百分比等地理环境因素, 并对中国1984-2003年的30个省际数据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 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与地理环境存在相关关系, 其中年降水总量与森林资源的发展呈正相关关系, 而森林面积在管辖山区和丘陵区的百分比与森林覆盖率呈负相关关系。

3.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于森林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 运用EKC曲线进行经验验证的实证研究也相对不多。目前, 国内学者主要从简单模型出发, 运用反映经济变化的人均GDP或人均GNP指标与反映森林资源变化的各种指标进行研究, 具体可分为如下2类:

1) 森林资源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检验。林资源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不同发展阶段及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影响森林资源的消长。李双成等(2000)[25]运用1951-1996年的森林资源清查数据,分析人口、经济、单位面积林产品和土地利用4类因素与年均森林采伐率的相关关系, 认为工业用材和燃料、薪柴的应用是导致高森林采伐率的主要因素; 人口数量及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制约森林资源消长的重要因子。冯菁等(2007)[26]分别对159个国家和中国637个森林资源丰富县进行了经济发展水平和森林资源状况的相关性检验, 认为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以及经济发展较差的国家和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与森林资源呈正相关, 在经济发展水平中等的国家和地区这种关系呈负相关, 并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和地区森林资源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要高于其他2类国家和地区。

2) 基于EKC曲线的经济增长与森林资源变化关系研究。在对森林资源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检验时, 部分学者采用的是定性分析方法。曹玉昆等(2000)[27]提出, 目前中国森林资源砍伐率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上升阶段, 并据此提出保护现有森林资源的政策建议。郑小贤(2007)[28]总结了各国经济发展阶段与森林资源变化的规律, 提出用森林资源变化的U型理论来解释森林资源变化及其规律, 指出在这个变化过程中经济发展和林业政策起到了关键作用。

实证分析方面, 杨东升(2006)[29]、石春娜等(2006, 2007)[30-31]、王琪(2007)[32]、谷振斌(2007)[33]以及李鲁欣(2009)[34]等利用森林资源清查的相关指标和数据, 在全国或部分省份范围内, 对森林资源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进行了经验验证。主要特点及结论如下:1)实证分析中的数据多使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或各省的截面数据。由于我国目前仅进行过7次森林资源清查, 数据量较少, 所以在使用时间序列数据时, 部分学者多通过运用指数函数或内插函数来扩充样本数量。2)对反映森林资源变化的正向指标, 如森林覆盖率、森林面积、森林蓄积和活立木蓄积等, 一些研究认为其变化呈现正"U"形曲线; 对负向指标, 如利用工业原木产量与森林面积或蓄积的比率代替森林砍伐率指标, 认为其表现为" U"形曲线。3)由于研究对象的样本量不同、研究范围不同, 得到EKC曲线的拐点各不相同, 目前尚未形成一个确定的结论, 说明我国森林资源发展状况在EKC曲线所处的位置。

4 对已有研究的总结与展望

面对全球森林资源不断减少的趋势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要求, 森林资源变化及决定因素将是长期受到关注的问题。已有研究选取相关指标和研究地区探讨了森林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并对森林资源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进行了经验验证, 得到了有意义的研究结论, 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理论和方法基础。然而, 森林资源消长变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会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 不同区域的影响因素也不尽相同, 因此, 研究必然会面临许多不确定性, 进而会影响到研究结论。为此, 本文认为, 未来研究应注意解决好以下问题:

首先, 指标和变量选取问题。森林资源消长变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影响因素较多, 而且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及不同区域影响因素不同, 影响的强度也不同。因此, 应以EKC基本模型为基础, 结合研究区域实际和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现实, 在探讨影响森林资源变化的其他因素的基础上, 通过建立EKC扩展模型, 更加深入地了解森林资源消长变化的动态驱动因素(如国际贸易、地区贫富差距、产业结构等)。同时,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森林资源丰富与否更多地体现在人均占有量上, 而且, 由于森林资源的特殊性, 除森林砍伐率外, 还可以选择人均林地面积、蓄积等指标, 以全面、多角度地反映森林资源的变化。

其次, 数据与模型选取问题。目前从现有文献看, 国外学者多利用面板数据进行研究, 研究选取的国家和时间跨度较广, 因此, 数据准确性及统一性是目前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例如, 对于森林资源砍伐率数据的使用, 由于无法获取全球卫星数据, 对于森林砍伐率的估计存在一定的误差。

我国学者主要针对全国层面或部分省的森林资源变化问题进行研究, 以时序数据为主, 但存在数据偏少的问题; 并且模型选择以EKC基本模型为主, 仅实证研究了森林资源变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经验关系, 而对于其他影响因素, 如政策、产业结构变化、地区贫富差距等未利用EKC扩展模型予以考虑。此外, 一些文献虽然采用面板数据进行研究, 但在数据处理上并未做出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关系检验。计量经济理论表明, 众多经济变量尤其是面板数据大多是非平稳变量, 而用非平稳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其结果很可能会出现伪回归[35]

对此, 未来研究中, 在数据方面, 无论是对于面板数据的分析还是时间序列、截面数据的处理, 在数据的检验上应该更加准确, 在分析前进行单位根、协整检验和异方差检验以确保数据的平稳性, 对于数据结果做出多重共线性检验。

模型方面也应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现存模型仅限于随机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简单的回归模型, 应加强联立方程和动态模型的研究, 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国内外对EKC研究的新领域。

最后, 研究结论问题。国外学者多是利用面板数据、尤其是针对热带发展中国家森林资源变化进行EKC曲线存在性检验的, 从结论角度看, 部分文献得到的结论并不显著, 或者虽然呈现出倒U形曲线的特点, 但个别相关系数并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影响各国森林资源消长变化的原因并不一样, 用扩展模型分析验证多国森林资源变化情况必将造成结果不显著。

国内方面, 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相比, 无论研究数量还是深度都有很大的差距, 现有研究的结论差异也较大。因此, 未来应加强研究, 这不仅对探讨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规律有重要理论意义, 而且对我国在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正确处理资源环境与发展关系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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