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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林业研究  2018, Vol. 31 Issue (6): 60-64  DOI: 10.13348/j.cnki.sjlyyj.2018.0098.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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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陈曦, 曹芳萍. 瑞典森林保险发展历程与现状分析[J]. 世界林业研究, 2018, 31(6): 60-64.
Chen Xi, Cao Fangping. An Analysis on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Forest Insurance in Sweden[J]. World Forestry Research, 2018, 31(6): 60-64.

基金项目

北京林业大学热点追踪项目(2018BLRD01)

通信作者

曹芳萍, 男,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绿色管理、产业经济, E-mail:cfp_888@126.com

作者简介

陈曦, 女,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生, 研究方向:绿色管理、产业经济, E-mail:chenxi_199308@163.com

文章历史

收稿日期:2018-08-03
修回日期:2018-10-17
瑞典森林保险发展历程与现状分析
陈曦 , 曹芳萍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3
摘要:我国政策性森林保险已经开展了近10年,成为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文中以林业发达国家瑞典为例,回顾了其森林保险经历过的出现时期、单一火灾险时期以及多险种时期,探析其森林保险产品、保险费率及赔付金额、损失核定以及其他规定等现状,得出了该国森林保险市场发达和行业成熟等结论,讨论其对我国完善和优化森林保险制度的启示。
关键词森林保险    强制性保险    商业性保险    发展历程    瑞典    
An Analysis on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Forest Insurance in Sweden
Chen Xi, Cao Fangp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e policy-based forest insurance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about 10 years in China, which is one of the popular research field. This paper took Sweden as a case to review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including the emerging period, fire insurance as the only insurance period and multiple insurance types period, and then describe current situations of forest insurance in Sweden, by discussing forest insurance types, premiums and repayment standards, loss calculation, and other provisions,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conclusion that Sweden owns a developed forest insurance market and mature insurance industry. At the end, the paper concluded the enlightenment on China to improve and optimize forest insurance system.
Key words: forest insurance    compulsory insurance    commercial insurance    Sweden        

自《关于印发〈中央财政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金[2008]26号)和《关于中央财政森林保险保费补贴试点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财金[2009]25号)下发以来,我国以政策性森林保险为主体的森林保险工作已经开展了近10年,对于有效应对森林经营风险发挥了积极作用[1]

在政策性森林保险开展过程中,保险产品得以丰富,不仅将全部的生态公益林纳入了财政支付保险费范围,还对商品林参与森林保险提供保费补贴,使得森林保险业规模快速壮大。据全球保险业巨头Swiss Re估计,我国参保森林约为2.08亿hm2,占全国森林面积比重达到46.3%,规模居全世界首位[2]。以浙江省为例,商品林火灾险和综合险的保险费率均为1.5‰~8‰,由财政给予75%的保费补贴,以降低林主的参保成本和提高林主的参保意愿[3]。尽管如此,林主仍对于森林保险缺乏认知,参加和购买森林保险的意愿不强[4]。森林保险制度运行效率低下也屡被诟病,投保易、索赔难问题广泛存在。森林保险中的政府财政投入资金使用效率不高[5],森林保险市场发展缓慢[6],森林保险产品及相关规定与其在应对森林经营风险方面的职能不相适应[7]。优化和完善森林保险制度已成为理论界和管理层共同高度关注的现实问题。

瑞典是全球林业发达国家之一,其森林保险发展历史已逾百年,森林保险市场成熟,森林保险业活跃。本文将总结其发展历程,分析发展现状,并讨论其对我国完善和优化森林保险制度的启示。

1 瑞典森林保险发展历程

迄今,瑞典森林保险发展已历经近150年,大致可分为出现时期、单一火灾险时期和多险种时期。

1.1 出现时期

瑞典森林行业得到保险公司的关注始于19世纪后期。当时,保险公司的主要业务覆盖了家庭和商业部门,其中财产险适用于大量私人建筑、设施和机器设备[8]。同时,保险业也涉足风暴、冰雹和洪涝导致的农作物和森林损失。然而,森林保险业在当时并不发达。

有记录的森林保险业务最早开展于19世纪70年代末期。当时,火灾被认为是对森林最大的危害,风暴则被认为危害较小。瑞典皇家林业研究所发起成立了第1家森林保险公司,但只吸引到很少的林主参与保险,因此单纯经营森林保险业十分困难。基于林主自愿,1911年开始建立互助保险公司,但也因为私有林主缺乏意愿而未获成功[9]。此外,森林保险没有被纳入当时盛行于乡村的火灾险池中,原因在于森林火灾一旦发生可能对火灾险池中的其他财产和个人造成重大损失。

由于将所有森林纳入保险范围的尝试失败,唯一可以被林主和保险公司共同认同的只有一般火灾险,其中森林被视作存量价值,保险仅覆盖临近采伐年龄的近熟林。此时期在瑞典对多数森林没有进行保险,林主只能自保,自行承担损失发生的风险。对于保险公司而言,由于缺乏关于森林风险的完整数据,如只有北部地区森林火灾被记录,保险产品设计困难重重。

早期的森林保险公司没能将森林经营全过程纳入保险范围,也没有可以准确评估立木价值的模型,因此难以平衡森林现值变动和损失率变动。换言之,风险来源和风险分布的不确定性以及保险金额计算方法落后阻碍了森林保险业的健康发展。此外,森林保险业难以得到健康发展的原因还包括缺乏需求、保险范围的局限性以及较高的免赔责任。

1.2 单一火灾险时期

1914年瑞典森林遭受严重森林火灾[9],大约2.5万hm2森林被毁,损失森林蓄积100万~150万m3。由此,林主、保险公司和政府部门开始共同关注如何减少如此大规模的火灾及其导致的严重经济损失。当时不同主体间的分歧主要在于制度设计方面,即保险应该是自愿性质、由自愿联合公司提供并实行互助火灾保险模式,还是应属强制性质、由国家提供并实行强制公共保险模式。

部分林主提出实行互助火灾保险模式,即通过一个非营利组织将他们在火灾保险中的集体利益予以捆绑。借此,林主既可以作为投保人,也可以是保险池的所有者。1914年末林主向保险核查员提交了一个方案,其中保险费率可以低至1.25‰。为有效应对火灾,该方案还提出了附加条款,即当火灾较为严重时保险费率可以浮动提高至3倍。然而,保险核查员否定了该方案,认为其低估了风险费率,保险费率也过低,无法为应对风险提供足够保障。反之,保险核查员提出了一个强制性公共保险方案,由国有企业负责组织实施。保险核查员认为该方案能较好地覆盖森林生长周期,降低幼龄林面临的高保险费率,提高保险覆盖率。

其后,瑞典议会否定了强制公共保险模式,政府进而接受了林主提出的互助火灾保险模式。然而,互助火灾保险模式却没有得到林主们的一致认可,原因在于以捆绑集体利益为目标的非营利组织在偿付能力和管理方面都存在不确定性。该模式的支持者认为保险核查员不认可影响了林主对该模式的信心。当时,森林保险缺乏需求并没有被认为是阻碍该模式实行的主要因素[9]

随着时间的推移,森林价值计量方法得以进一步改进,特别是幼龄林价值评估方法在实践中得到较好应用。对于过火森林残值研究发现,火灾对于幼龄林构成的危害较大,而过火后的近熟林和成熟林若没有被燃尽仍可能保留一部分价值。由此,森林保险费率得以进一步调整。1919年前针对成熟林的保险费率为5‰,此后降至1.2‰。由于可以覆盖森林整个生命周期,森林保险对于林主更加具有吸引力,并促进了森林保险产品的供给。

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由于大规模火灾鲜有发生和保险的普及,森林保险费率甚至低至0.68‰,参加保险的林主人数约为11万,拥有的森林占全瑞典私有林比重超过30%[9]。约占全国生产性森林比重25%的国有林则由政府进行自保。截至20世纪50年代末,森林保险已经覆盖了70%的私有林主,森林保险费率进一步下降至0.42‰,使得公司保险模式十分具有市场竞争力。多数大私有林主放弃了自保模式,但也有大私有林主、联合股份公司和国有林业公司保留了自保模式。

火灾险通常由股份联合公司经营,这些公司都是保险费率同盟成员。森林保险被这些综合性公司列入一个更大的风险组合中,与房屋、设施及设备等其他保险列入同一个保险池。比较而言,森林保险规模更小,森林保险费占这些公司收入的比重也不高。此外,也有公司专门从事森林保险,且不是保险费率同盟成员,对上述综合性公司构成竞争。与此同时,森林再保险公司也开始出现,极大提高了森林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

1.3 多险种时期

森林经营面临的风暴损害风险在20世纪30年代得以提出,被认为应该由公共资金进行补偿,没有被纳入森林保险。进入20世纪50年代,部分公司拓展了森林保险业务,为风害提供保险,但其占森林保险业务整体的比重仅为4%~5%。

1968年,保险公司委员会提议将风害纳入保险范围,得到所有保险公司的同意,达成了“1968年协议”,将风害险与火灾险列为2种主要的保险产品。根据协议,森林保险费率由1967年的0.3‰提高至1968年的0.5‰。尽管保险费率得以提高,但赔付率和赔付金额过高,导致多数保险公司在1968—1972年的森林业务亏损。1950—1967年年均赔付率为30%,而1968—1982年年均赔付率达到130%。风灾险被认为是导致森林保险出现亏损的主要原因。多数公司的森林保险得以维续的主要原因在于森林保险在公司产品组合中的份额小,可以通过其他保险产品来予以弥补。然而从长期来看,如1982—2004年风灾发生的概率并不是很高,保险公司可以用长期的保险费来抵消特定年份的高额保险赔付金。

1969—1970年森林保险费率在触顶后下降,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经下降至20世纪50年代末水平。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小幅提高后,保险费率在80年代后期进一步下降,1988—1990年保险费率约为0.15‰。保险费率下降的直接原因在于该时期没有发生大的火灾和风灾。

进入21世纪,瑞典风灾盛行,导致保险费率上涨。风灾险保费由2005年古德里兰飓风发生后的每公顷10瑞典克朗提高至2013年的18瑞典克朗。2014年以后,森林保险费率进一步提高至30瑞典克朗/hm2,相当于1.5‰。

2 瑞典森林保险现状

目前瑞典森林保险市场发达,保险业成熟,共有70余家保险公司,其中4家规模较大,为林主有效降低了森林经营风险,确保了木材生产行业的健康发展。作为商业性保险,森林保险充分遵循市场供需机制,发挥保险费率的价格调解作用。

2.1 保险产品

在森林保险市场上,不同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产品略有差异,但均以森林、林地和林木作为主要保险对象,涉及火灾、风灾、雪灾、病虫害、野生动物侵害等导致的森林经营风险。

森林保险产品分为3类:1)森林保险套餐,也称森林一揽子保险,涵盖风灾、雪灾、病虫害、野生动物侵害造成的所有损失。此类产品适用于面积大的森林,同时要求损失是在0.5 hm2以上的连通区域内发生,导致的损害至少达到50%。2)森林火灾保险,指森林发生火灾后可获得赔偿,以弥补木材损失,并更新造林。3)责任保险。除森林里的树木可作为保险对象外,还可以将拟承担的责任作为保险标的,在损失发生时获得赔偿。

对于活立木而言,如果发生森林火灾或风暴灾害,保险赔付资金的用途一是救援费,即森林火灾后救援服务中心的灭火支出,此部分费用不直接支付给投保人;二是作业费,用于清除剩余的火烧木;三是弥补木材经济损失,即火灾对未成熟林造成的价值损失;四是补偿母树林的经济损失。

2.2 保险费与赔付金额

瑞典的森林保险费率与森林所在位置关系紧密,由北至南共分成7个保费区。以2005年森林火灾和风暴综合险为例,北部地区有2个保费区,费率分别为每公顷12.7和14.5瑞典克朗;中部地区设有1个保费区,费率为每公顷21.9瑞典克朗;南部地区有4个保费区,费率分别为每公顷35.2、46.1、51.2和57.4瑞典克朗。保险费的递增说明森林经营风险由北至南渐增,最南部风险远远高于最北部,因此最南部保险费接近最北部的5倍[10]。比较而言,森林火灾险的费率差异更小,为2~5瑞典克朗/hm2。根据参保森林面积,可以分为小规模(50 hm2以下)、中等规模(50~500 hm2)和大规模(500~3 000 hm2)3类投保人。对于3类投保人,森林火灾险保险费率和综合险保险费率相同,但风灾险依规模变大而费率降低。

赔付金额等级设计与保险费有一定的相似性,根据不同地区的风险发生率和更新造林成本有所差异。就森林火灾而言,北部地区林木的保险费为3 000瑞典克朗/hm2,南部可以达到3 889瑞典克朗/hm2;更新造林费北部地区为10 416瑞典克朗/hm2,南部可达17 920瑞典克朗/hm2。然而,如果发生灾害的属于违反法律规定经营的过熟林和枯死木,保险公司可以不予以赔偿。森林恢复费根据要恢复的森林面积分为3个等级:小规模(1.9 hm2以下)为3 500瑞典克朗/hm2,中等规模(2~4.9 hm2)为3 100克朗/hm2,大规模(大于5 hm2)为2 700瑞典克朗/hm2。对于幼龄林,赔付金额还与遭受损害的幼龄林比重相关。

2.3 损失核定

瑞典森林保险的损失核定规定详细,对于哪些损失可以纳入赔偿范围以及如何进行计量都做了明确规定:1)对损失的界定。损失指受损林木的原值减少和出现的损失,其中原值指未发生损失时的价值。2)对原值的计算。原值为木材一般适用交付价格与收获及采伐成本之间的差额。森林保险仅覆盖受损林木减少的原值以及处理损坏林木时发生的额外费用。额外费用仅用于收集受损林木的费用以及将受损林木的木材移至最近的储存地点所需的费用。3)增加值和土地价值。增加值指由于过早收获而造成的价值损失。增加值/土地价值的计算基于林木种类。为了平衡各个年份价格的不同,林木价格的计算方式通常是当前年份和过去4年该种林木价格的简单平均值。4)对母树林的损害评估。对于遭受损害的母树林补偿重置成本的65%,用于必要的种植或补救。5)估算林地的损害可直接采用估算表。6)对森林产品、树篱和桥梁的损害按损害发生前后上述财产价值的差额估算。7)对受损林木区进行重新营造的成本包括使用的机器费用和种苗成本。

投保人在损失发生后有义务及时向保险公司报险。保险公司确定投保人的保险在有效期内之后,派出现场勘察人员进行实地查验,留存影像和文字等第一手资料,对保险标的损害情况进行检查和核算,形成赔付意见交由公司审定,投保人无异议后即可进行赔付。也有的保险公司给予投保人充分信任,以投保人自行留存的第一手资料作为主要赔付依据,辅以实地随机抽查,在确定投保人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后对投保人进行赔偿。此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原本通过电话报险和索赔的做法正在部分地被电子邮件所替代,以避免投保人在电话队列上长时间等候。

2.4 免赔责任

对于森林灾害发生后的免赔责任,不同保险公司规定不一。有的保险公司规定免赔责任为1 500瑞典克朗,也有的保险公司设定为5 000瑞典克朗,还有保险公司未设定免赔责任。对于驯鹿造成的森林损害,根据“驯鹿管理办法”由林主与所在驯鹿养殖社区进行协商并告知林业委员会,保险公司对作为投保人的林主不直接进行赔偿。

3 启示与讨论

瑞典森林保险业的发展历程与现状表明,将森林保险作为商业性保险具有可行性。为提高我国现行森林保险政策的实施效率,本文建议对森林保险的属性、投保人、产品和费率进行重新梳理和界定,以促使市场机制在森林保险业发展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3.1 森林保险属性

瑞典森林保险市场的成熟发展体现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性地位”,也表明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促进森林保险发展,使其成为一种有效的森林经营风险应对机制。2005年古德兰飓风发生后,瑞典政府对林主的事后救济受到了公众的责怪,被认为容易产生难以预期的道德危害[9]。通过市场机制来促进森林保险的逻辑在于,林主对森林保险有需求,供给者能够获利,市场就能发育和发展。回顾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展的森林火灾保险,从启动到停止始终都在盈利;但由于火灾发生频繁,导致盈利能力较低,在车险和寿险快速发展的时期被保险公司停止。就新一轮的森林保险而言,仍需要考虑林主的经营风险问题,确定利用市场机制来发展森林保险的可行性,并对政策性森林保险的必要性进行评估。

3.2 森林保险投保人

森林保险不只是针对森林、林地和林木,而是针对森林经营,即针对的是一种经济活动。对于没有价值的森林而言,即使森林灾害发生,也不会有损失产生,自然无需纳入保险范畴。进一步而言,将森林经营作为一种盈利性活动是发展森林保险的基石。从林主角度而言,成为投保人的先决条件是投保的收益高于成本;对于保险公司而言,提供森林保险产品的收益要高于成本;从政府角度,发展保险市场而不是以事后性质的政府救济作为风险应对措施,也必然要求发展森林保险市场的收益高于成本,最起码是降低政府的救济支出。我国集体林区的小规模农户长期采用相对粗放的经营模式,很少进行森林经营,农户群体不了解森林保险和不愿参与不足为奇。在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过程中,涌现出一批热衷于林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新型规模化经营主体,应将其作为发展森林保险的主要对象,使森林保险成为该群体的风险应对工具。

3.3 森林保险产品与费率

瑞典的森林保险产品及费率多样,经历了由单一品种到多品种、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历程,与对森林风险的认识及森林风险的动态变化具有高度一致性。尽管火灾、风灾是瑞典不同保险公司都在经营的保险产品,但是2种保险产品的费率变化存在明显差异。由于不同地区和规模的森林发生火灾的概率没有太大差异,火灾险费率变化较小;但是对于不同地区和规模的森林风灾险费率却变动很大,表明其面临的风灾风险差别较大。森林保险费率的设定还受到保险公司与林主之间博弈的影响。当保险费率设定较高时,若灾害发生率相对稳定,保险公司似乎可以得到更高的保险收入;但在实践中,高保险费率会导致部分林主放弃参保,保险公司实际上可能无法得到更高收益。瑞典保险公司与林主之间的博弈对于我国提高现行政策性森林保险制度运行效率具有相应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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