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园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历史时期其园林风格差异极大，而植被的选择是形成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目前学界对古代园林艺术与文化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囿于资料所阙，相关成果多集中于魏晋以后。而关于秦汉及其以前的园林，讨论方向主要为建筑格局、职官等方面，对植被的研究较少。本文拟基于传世文献，并结合考古资料，探析中国古代早期——商周至秦汉时期园林中的植被及其文化内涵，从不同角度明晰中国古典园林文化的源流与发展脉络，进而为现今的园林建设提供文化理论依据。

1 上古时期园林植被作用的演变

郭沫若对殷墟卜辞的考证发现：“文字上有圃，有囿，有果，有树，有桑，有栗。^[1]”这表明殷商时的公、私园囿中已开始种植生活中常需用到的经济林木。然而甲骨文中“囿”的几种字体其象形均似围墙之内有草木之形，且部分字体显示土地均有划定^[2]，说明当时的园囿很可能主要用于粮食作物的生产，树木应并非为种植的主要物种。

殷周以降，纺织桑麻成为社会重要的家庭手工业，且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种植区域已分划明显，园囿中鲜有谷物的种植，多是植以“桑萩杂菜”以及果树等。《诗经》中即多载有园囿中的果树。例如，《魏风·园有桃》云：“园有桃，其实之肴。……园有棘，其实之食。”这种园中植物的规划及选择，在后世一直为人们所沿用。可以说，在先秦，甚至沿及整个中国古代，民间园囿多数呈现出自然朴实的农家风貌。

除经济因素外，先秦时人们已注重私人的庭院及园囿的美化。例如，《小雅·鹤鸣》有：“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萚。……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榖。”关于“檀”，是否为现在的檀木，因史料语焉不详，尚难以判断。孔颖达疏云：“王若置贤人於朝，则人言云：‘我何以乐彼之园而欲往观之乎？’曰：‘以上有善树之檀，而其下维有恶木之萚。’”按孔疏，檀木应为高大且材质优良的乔木；而“萚”“榖”应属于小乔木或灌木，从二者名称及其为“恶木”来判断，应均非经济林木。以此推测，引文中的几类树种或均是用于美化园林的。另，《郑风·将仲子》有：“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文中所提及的“园”位于里门之内与家舍之旁，形成了园、宅相结合的布局模式，应当是后世私家园林的雏形。《孟子注疏》卷5上《滕文公章句上》载赵岐注：“方一里者，九百亩之地也，为一井。八家各私得百亩，同共养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亩，其馀二十亩以为庐宅园囿，家二亩半也。”可知周代园囿与耕田不同，与“庐宅”相连。虽然实际情况未必尽如郑注所言，但从上引《诗经》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平民家中置有“园”的情况应当是比较普遍的。关于“杞”，陆机《疏》云：“杞，柳属也，生水傍，树如柳，叶粗而白色，理微赤，故今人以为车毂。今共北淇水傍，鲁国泰山汶水边，纯杞也。”“杞”为柳属，湿生植被，古人常植于河堤或湖水旁以作为行道林或河堤林，具有较高的观赏性。

至秦汉时，庭院及园囿中种树也益加普遍。《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记载，某里士五(伍)有“内室皆瓦盖，木大具，门桑十木^[3]”。不难看出，桑树仍是民居周边种植最为普遍的树种。除受政府鼓励农桑政策的影响外，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人们已了解到桑树所能带来的可观的经济效益，是时人广植桑树的另一主要原因。例如，蚕桑丝织能直接为人们提供衣食所需。此外，《氾胜之书》载：“当种麦，若天旱无雨泽，则薄责麦种以酢浆并蚕矢，夜半渍，向晨速投之，令与白露俱下。酢浆令麦耐旱，蚕矢令麦忍寒。”养蚕所得的蚕粪也是常用的肥料，并可以养护所种麦谷。而桑树所结的桑椹亦可食用，甚至在荒年可用于应对饥荒。《太平御览》卷955《木部四》引《魏略》曰：“杨沛为新郑长。兴平末，人多饥穷。沛课民益畜干椹，收豆；阅其有余，以补不足，积椹得千余斛。会太祖西迎天子，所将千人，皆无粮。沛谒见，乃进干椹。太祖甚喜。及太祖辅政，超为邺令，赐其生口十人，绢百匹；既欲励之，且以报干椹也。”正因其具有多种功用，秦汉时期民家庭院及周边常种桑树，可达到“尽地力”的效果。至汉代，甚至出现“还庐树桑”的景象。

除桑树外，果树与榆树亦为当时庭院及私人园囿中人们常种的树种。例如，《汉书·王吉传》载：“始吉少时学问，居长安。东家有大枣树垂吉庭中，吉妇取枣以啖吉。”又东汉冯衍《显志赋》云：“揵六枳而为篱兮，筑蕙若而为室；播兰芷于中庭兮，列杜衡于外术。”显然，这些果木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也极力主张在耕田之外多植桑果等木。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就曾对三辅地区“桑榆菜果不殖，地力不尽”的情况表示不满。在成都曾家包东汉画像砖石墓出土的“养老图”中，仓房侧旁挺立1株棕榈树，庑殿式吊脚楼房右侧为1棵曲直相济的大树，其左侧则为2棵长势良好的桑木^[4]。该图所反映的庭院树情况与前述文献相合，表明汉代庭中种植榆树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例如，《全后汉文》卷一五引《新论·辩惑》载：“刘子骏信方士虚言，……余见其庭下有大榆树，久老剥折。^[5]”此外，在河南内黄三杨庄出土的汉代聚落遗址中，第2处庭院中部东侧及第3处庭院西北处均有不少残存的树木遗迹^[6]。刘海旺^[7]根据土壤中的树叶遗迹判断，这些树应为桑树与榆树，与文献记载的情况相同。例如，《三国志·郑浑传》有“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课树榆为篱，并益树五果；榆皆成藩，五果丰实”的记载。此外，汉代渤海太守龚遂劝民农桑时，即“令口种一树榆”，可知汉魏时期政府对民户种榆树是极为重视的。

从上述情况来看，汉代桑、榆及果树地位相近，均受到人们极高地重视。故榆树应与桑、果树相同为当时重要的经济林木。在这一方面，《齐民要术》卷五《种榆白杨》载：“凡种榆者，宜种刺、梜两种，利益为多；其余软弱，例非佳木也。……榆、刺榆、凡榆三种，色别种之，勿令和杂。梜榆荚叶味苦，凡榆荚味甘。甘者，春时将煮卖，是以须别也。……三年春，可将荚叶卖之。五年之后，便椹作椽。不梜者即可斫卖。……十年之后，魁、碗、瓶、榼、器皿，无所不任。十五年后，中为车毂及蒲桃瓨。……卖柴之利，已自无赀，况诸器物，其利十倍。斫后复生，不劳更种，所谓一劳永逸。能种一顷，岁收千匹。唯须一人守护、指挥、处分，既无牛、犁、种子、人功之费，不虑水、旱、风、虫之宰，比之谷田，劳逸万倍。”

按引文，榆树材质较好，可制作各类器物，无论其种植时间长短或长势如何，均有一定的用途，榆荚叶等亦有经济价值。且榆树易于耕种，亦能适应各种恶劣天气，砍斫后仍能再生，可长期用作薪炭，亦可提供大量的木材。因此，种榆不仅成本低廉，其经济效益也较高。然而《诗经》等先秦典籍中对园中种植榆树的记载却并不多见，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据《诗经》所述，先秦时人们亦在庭院及周边种有可用于制作器物的树种“檀木”。例如，《魏风·伐檀》载：“坎坎伐檀兮”“坎坎伐辐兮”“坎坎伐轮兮”可知，当时人们尚以檀木制车。虽同为用于制造器物的良材，但并无明文记载两汉政府亦鼓励民众种植此类树种。此外，《太平御览》卷九五六引《管子》曰：“五沃之土，其榆条长。”又《陈风·东门之枌》：“东门之枌，宛丘之栩。”《尔雅·释木》：“榆，白枌”；东门即指陈国国之东门，“枌”应为行道树。这说明榆树的种植技术在先秦时应已为人们所掌握，汉代榆树的大量种植应非技术革新的原因。而从上揭《三国志·郑浑传》“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可知当时该郡材木已较为匮乏。且如前述，榆树不仅成材时间短，易于培育，且适合制作各类器物。因此，在木材匮乏地区广植榆树在短期内即能使民材木丰饶，这应当是两汉政府鼓励民众种植榆树的主要原因。同时植榆之风的兴起，应当亦可反映出两汉时多处地区的天然林木已破坏较为严重了。

除经济林木外，汉代庭院亦常见有樗、柳、柏等观赏型林木。曹植《柳颂》曰：“过友人杨德祖之家，视其屋宇廖廓，庭中有一柳树。”在四川德阳市黄许镇出土的汉代“甲第画像砖”中，庭院右侧种有一株垂柳，树上栖有一鸟，其左侧种有一阔叶树，二者应均属观赏型植被；四川省彭山县凤鸣乡与新都马家乡出土的画像砖中均见有树木与建筑组合出现，且均规划整齐，讲究对称分布^[8]。

2 园林中植被文化内涵的嬗变

如上所述，自周以降，民间庭院与园圃中所植观赏型树种的比重逐渐增加且趋于多样化。例如，除树木外，芍药、兰草、梨花等观赏型植被在先秦时已常被人们种植于私家园圃之中。此类树种不仅能给人带来直观的美感，更与院中的经济树种相搭配，营造出一种错落有致且色彩和层次更加丰富的艺术效果，再通过对树木植被与建筑的合理布局，形成了一幅美轮美奂的农家田园景致。东晋名士陶渊明在其《归园田居》中更是表达了对这种园林化的农家生活的向往与喜爱。

春秋时，关于各诸侯王所建的台榭、宫殿及园林已多见诸文献。以春秋吴越之地为例，《吴地记》见有“馆娃宫”与“华林园”，该宫、园的确切位置虽仍需考证，但当时诸侯王拥有大规模的私人园林当无疑义。此外，《太平御览》卷九五六引任昉《述异记》曰：“梧桐园，在吴夫差旧国也。一名琴川。梧园宫，在句容县。传云吴王别馆，有楸梧成林焉，其梧子可食。”《古乐府》云：“‘梧宫秋，吴王愁’是也。”可见当时的贵族私人园林应已大面积耕种“楸、梧”等观赏型林木。

战国以降，贵族阶层建设私人园林已较为普遍。目前所见资料显示，当时贵族私人园林置有高台、轩榭等园林建筑，其面积较大，湖泊池沼等元素均有具备，并广植林木，较为奢华。例如，卫国端木叔“子贡之世也。藉其先赀，家累万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为，人意之所欲玩者，无不为也，无不玩也。墙屋台榭，园囿池沼，饮食车服，声乐嫔御，拟齐、楚之君焉”。这类园林与王室苑囿相似，形成了建筑、理水及植被相结合的人工园林景观，说明这类具有较高娱乐及审美价值的园林艺术已为当时的贵族阶层所喜爱。这一点在河南辉县战国墓中出土的“燕乐射猎图案刻纹铜鉴”中亦有体现：图案中除见有二层楼阁、池沼等情景外，亦有田猎、荡舟、众人舞乐等景象，其中铜鉴口绿一列刻有松鹤图案，约3松间1鹤，共有松37棵^[9]。大量松树的图案，也说明当时的私人园林有大量林木等植被覆盖。这与当时人们钟爱自然景致的喜好相关，也是时人崇尚自然观念的一种表达形式。

至秦汉，私人园林规模有所发展，王公贵族、富商巨贾均有广置园林之风。例如，汉成帝时诏书中曾提及“方今世俗奢僭罔极，靡有厌足，……或乃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畜奴婢”。东汉时，随着庄园经济的发展，建置园林的风俗也益加昌盛。且随着树木移栽及养护技术的发展，园内人工植树繁盛。例如，梁孝王“好营宫室、苑囿之乐，作曜华宫，筑兔园。……其诸宫观相连，延亘数十里，奇果异树，珍禽怪兽毕有”；又《西京杂记》载茂陵富人袁广汉“于北邙山下筑园。……其中致江鸥海鹤，孕雏产鷇，延漫林池。奇树异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连属，重阁修廊，行之，移晷不能遍也。广汉后有罪诛。没入为官园。鸟兽草木，皆移植上林苑中”。在河南郑州南关159号汉墓出土的空心砖中的庭院图案中，从其所刻画的车马及凤凰等形象来看，院主应具有较高的地位^[10]。另外，其院墙内外具有大量排列整齐有序的树木，数量远非平民家庭可比。当时的私人园林所置内容与皇家苑囿基本相同，如域内养有珍禽野兽，并广植珍贵草木，仅规模偏小。汉代园林中广植“奇树异草”，与当时文化与审美的发展有关。

首先，在先秦诸子中，对中国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儒家与道家均持有“悦水乐山”“崇尚自然”的观点与态度。有所不同的是，儒家对山水进行道德化的比附。例如，《论语·雍也》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虽然该条记载是将“山”“水”的特点比附于人，但亦可从侧面反映出儒家对“自然”的赞美。而以庄子思想为代表的道家，则更追求人与自然的交融浑化，在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自然相处当中，欣赏自然美——“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为魏晋时期的山水园林以及后世山水画的出现打下了理论基础。汉代思想家们在吸收、融汇先秦诸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养生乐林”的隐逸思想。例如，《淮南子·原道训》云：“处穷僻之乡，侧溪谷之间，隐于榛薄之中，……逍遥于广泽之中，而仿洋于山峡之旁。”其主张贴近自然，但并非完全继承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的逍遥境界，而是认为这种深邃幽静的自然环境可使人“病疵瘕者，捧心抑腹，膝上叩头，踡跼而谛，通夕不寐”；且“内有以通于天机，而不以贵贱、贫富、劳逸失其志德者也”，有利于人们身与心的修养。所谓“乔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适情”。熹平三年《娄寿碑》有“甘山林之杳蔼”等字。关于“杳蔼”，有学者认为是“隐姓埋名”之意^[11]，王子今^[12]则释之为形容山林幽深、茂密。但无论其意为何，均能体现出时人乐于亲近自然的生活态度。

其次，《淮南子·泰族训》曰：“凡人之所以生者，衣与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虽养之以刍豢，衣之以绮绣，不能乐也。……见日月光，旷然而乐，又况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视天都若盖，江、河若带，又况万物在其间者乎！其为乐岂不大哉！”这种充分肯定自然美为人内心所带来的愉悦感，并极力追崇向未知的自然世界开拓的观念，代表了汉代士人普遍的审美观。当时人们将“奇树异草”植于园林之中，不仅可以满足其对珍贵植被的喜爱，更使其园充满自然风味。例如，东汉梁冀“广开园圃，采土筑山，十里九坂，以像二崤，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是以崤山风景为蓝本进行植林造园，是上述观点的一种反映。

因统治者受蓬莱神话等神仙思想的影响，秦汉时期的皇家苑囿的筑造风格别具一格。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热衷于求仙活动，除了将其成仙理想寄托于入海寻仙外，更在皇家苑囿之中注入“蓬莱仙岛”中的元素。例如，《史记·秦始皇本纪》注引《秦记》云：“始皇都长安，引渭水为池，筑为蓬、瀛，刻石为鲸，长二百丈。”这一时期包括移植草木、奇珍异兽在内的人工创作性逐渐成为皇家苑囿的主要特征。至汉武帝一朝，求仙的影响和规模远甚于秦始皇。而在苑囿的营建上，武帝将蓬莱神话中的元素融入得更加彻底。例如，《汉书·扬雄传》载：“武帝广开上林，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濒渭而东，周袤数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营建章、凤阙、神明、馺娑，渐台、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莱。游观侈靡，穷妙极丽。”

据此，不难看出武帝时上林苑中人工造景的规模已十分宏大，其中仿制仙境而造的“方丈、瀛洲、蓬莱”更是开创了我国园林史上“一池三山”人工山水布局的先河，其内容应远较秦时丰富。而在人工造景的过程中，引种植物则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尤其是对于“一池三山”的营造，因统治者视之为仙境，往往植以奇花异木。例如，班固《西都赋》描写建章宫太液池：“揽沧海之汤汤。扬波涛于碣石，激神岳之蒋蒋。滥瀛洲与方壶，蓬莱起乎中央。于是灵草冬荣，神木丛生。岩峻崷崪，金石峥嵘。”这很好地说明了该处植被的特点。正如前文所述，武帝时期苑囿中的林木种植达到前所未有的繁盛，而这一时期亦为先秦两汉神仙思想流传的鼎盛期，说明二者之间应当有密切的联系。关于这一点，从文献所载当时苑内所植的树种亦可得到证实。例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载有“沙棠”，《山海经·西山经》载其产于“昆仑之丘”。另，《西京杂记》卷一载有“丹青树”，在当时产于“熊耳山”(即终南山)。虽然目前已难以考证以上树种为何，但其产地在汉代均为神山。据此，不难看出当时的神仙思想对苑囿内林木种植的影响。

3 上古时期园林中生态审美观念对现今园林建设的启示

中国园林文化的主要特点是意与境的结合，即造园者借助山水、建筑、植被等实物，通过一定方式的营造布局体现其哲学观念、审美意识的园林景致。前已述及，上古时期影响深远的儒、道两家均崇尚融入自然观念。在此背景下，当时人们筑园往往以自然山水为摹本，从而达到“悦水乐山”的目的。而将“朴素自然”的审美观念融糅于现今的园林建设中去，则能体现出我国独有的民族美学与生态文化。

以《上林》《子虚》《羽猎》《甘泉》为代表的汉赋为汉代园林中“意”的主要表达方式，而讲求时令、顺应天时的生命本体论思想为该审美意象中的基本内容。例如，李善注《文选》云：“四时所观之物色而为之赋。”因此，现今的园林建设要表现出传统园林文化特色，首先要以顺应时令为基础，将自然的四时变化融入园林之中。而植物作为传统园林的主要构景要素，对其种类的选择与搭配是体现园林“顺应四时”的审美意识的重要手段。例如，在配置植物时，不仅要注重选择植物本身所具有的文化意蕴，更要注重不同色彩植被的合理搭配及其季节性，达到“一年无日不看花”的观赏效果，从而使园林随着季节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景色，使人们感受到大自然的变化。

另一方面，前揭秦汉时期不同园林配比植物的方式，亦可资现代造园者借鉴。例如，私人园林中的乔灌木搭配使园林更具层次感，且利用当地原产植物，结合该地区的地形地貌进行配比，使园林与城市景观互相联系，达到无限外延的空间视觉效果，可将该园林营造成当地的特色景观；此外，秦汉统治者，尤其汉武帝时期“外攘夷狄”，思想上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此背景下，武帝时形成了“王者无外”“天下一家”的政治理念，并将该理念融入皇家园林。例如，秦汉上林苑中已考释出的木本植被就多达34科、71种，其中秦岭淮河以南的亚热带与热带树木有27种，占38%。因此，在我国大型园林的建设中，除了讲求水文、地貌、光影、气流等因素外，外地植被的引种不仅可增加人体的舒适性，更能体现出不同于小型园林的豪迈、雄壮的意境。

最后，在植物布局上，可以先秦两汉时期“不违天时”“不夺物性”的自然观念为出发点，以自然山水为蓝本，根据园内水文、土壤等自然条件，选种不同类别的植被，与园中山石、建筑、街道、水体等相结合，把握“大”与“小”的相对性，从而使自然风景中的峰峦沟壑呈现于园中，以达到“悦水乐山”、崇尚自然的旨趣。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园林概念肇始时期，园内植被以粮食作物为主，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其他经济林木逐渐替代粮食作物，占据主要地位，且此类种植布局始终贯穿于先秦两汉时期。西周至秦汉时期，因政治体制的发展与阶层的分化，园林模式逐渐呈现出多元化趋势。随着当时儒家与道家学说的盛行，人们逐渐将各派自然观与审美观念相结合，融入园林之中，这一点在各类园林的布局及其植被选择上已有所体现。除此之外，周秦鼎革之际，统治阶层笃信神仙思想，加之中央集权逐渐加强等原因，帝王园囿十分宏大，各地奇花异木耕植其中，凸显出秦汉时期园林文化的特性。而先秦两汉时期园林的多元文化也成为我国园林文化之滥觞，对我国现代园林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